曹立中/文

　　米柜在厨房，书柜在书房，这两个柜子占据着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落。日复一日，我掀开米柜的盖子，量米、淘洗，灶上便升腾起温热的水汽。那米柜里盛着的，是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是实实在在的日子。书柜则静立在另一隅，隔着一段距离，却同样与我朝夕相对。作为一个教书人，也作为一个读书人，它的存在，是一种无声的提醒，告诉我精神的世界同样需要粮食，而且一日不可或缺。

　　我的这个习惯，源于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凭着一点粗糙的木工手艺，叮叮当当地敲打出了两个小木箱。一个放在厨房的墙角，当成了米柜；另一个，则放在了里屋的炕头，权当书柜。它们简陋，甚至有些歪斜，却是我们家里关于温饱与希望的象征。

　　父亲极其爱惜粮食。每次买米回来，他将米袋口对准米柜，小心地倾倒。偶尔有几粒米跳出角落，散落在地上，他必定立刻蹲下身，用那双布满粗茧的手，极其轻柔地将它们拢到一处，再一粒一粒地拾起，仔细吹去沾上的浮尘，才郑重地放回柜中。那神情，不像在收拾洒落的米粒，倒像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那一大家子人赖以生存的底气，就都在这个小小的木箱里了。

　　那时的饭食简单，玉米面、白菜、萝卜是主旋律，吃得我至今见了玉米食品，肠胃还会隐隐地抗议。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便是无上的幸福。也正因如此，父亲对米柜的守护，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而在精神食粮同样匮乏的年月，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却从未松懈。他自己不识几个字，却固执地相信书本里有更好的前程。他给我们买来许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少年文艺》，一摞一摞地塞给我们，没事就命令我们“看去”。他自己则默默地蹲在屋角，点上一支廉价的莫合烟，一口一口地抽。烟雾缭绕里，他不说话，但那不时传来的一两声咳嗽，分明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鞭子，提醒我们收拢心思，不得懈怠。等我们看完了，他又会督促我们把散乱的书册整理齐整，一本不漏地收进那个当作书柜的木箱里。他常说：“东西不值钱，但不能丢。” 在生活上，父亲节俭得近乎吝啬，但在买书这件事上，他从未皱过眉头。

　　后来，我们兄妹几人相继考学，离开了家。厨房的米柜依旧履行着它的职责，而里屋那个书柜里的小人书和旧课本，却成了父亲排遣思念的寄托。经常听邻居阿姨说，父亲想我们了，就会把那些书搬出来，一本一本地抚平卷角的书页，擦去积落的灰尘。遇到撕破的地方，他会找出胶水，戴上老花镜，极耐心地粘补平整。在那些寂静的午后，摩挲着这些纸张，或许就如同握住了远方儿女的手，能让他感到一丝心安。

　　我成家后，做了老师，买的书越来越多。后来，屋子里再也堆不下了，我便请了木匠，将书房的一面墙整个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家人的书，孩子的绘本，我的专业书籍，都分门别类地安置进去，整齐，气派，找起来也方便。书柜充实起来，仿佛一种精神上的米柜，也再不会为饥馑而发愁。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亲手做的那两个简陋木箱，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不知去向。但我每日从米柜中取米，在书柜前驻足，都会想起父亲。是他，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贫瘠的年代，用两个最粗糙的木箱，为我区分了两种食粮，并教会我，对二者都须怀有珍重之心。我今日笔下流淌出的每一个字，根源都在他那里。感谢父亲，不止于养育，更在于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