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克斌/文

　　雪是昨夜开始下的。凌晨加完班，走出机关大院，我便撞进了一片白雪皑皑的静默里。路灯昏沉，发黄的光晕下，雪片不是飘的，是直直地、密密地砸下来，像天上有人不耐烦地倾倒着廉价的塑料碎末。风贴着地面窜，卷起刚落的雪，刀子一般刮过脸颊。

　　这中年人眼睛里的雪，再也没有了浪漫与童话，只觉得这带风干燥的冷，扑入鼻腔，直击骨头。

　　可我的双脚，却像被什么牵引着，没有走向地下车库，反而深一脚浅一脚，拐进了那条即将被拆迁的、通往河边的小巷。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那声音钝钝的，和我记忆里的清脆全然不同。记忆里的声音，要明亮、欢快得多。

　　十一岁那年寒假，一个大雪初霁的清晨，天地被擦洗得晃眼，我和同住院子里的堂兄聚德哥，裹成两个圆滚滚的小棉球，跑向了村子旁边的河滩。那个时候的雪，是蓬松的、温驯的。我们扑上去，印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形，冰凉的雪沫钻进脖领，激起的却是一串清脆的笑声。聚德哥手巧，我俩蹲在河边的沙滩上，拢起最洁净的新雪，不紧不慢地堆着。那分明不是堆，是小心翼翼的“请”，把雪一层层地拍实，塑出身子，安上圆圆的头。再放上两颗煤球当眼睛，一块红布做成咧开的嘴。最后，聚德哥把自己旧了的花格子围巾解下，认真地围在雪人的脖子上。

　　“它会不会冷？”我问。聚德哥想了想，把围巾又系紧了些：“它有我们呢。我们看着它，它就不冷。”

　　我们真的就看着它，在寒风中站了许久。看阳光给它镶上毛茸茸的金边，看它沉默而忠诚地望着我俩“笑”。直到炊烟裹着母亲的呼唤飘来，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那时的雪，是眼里纯粹的光，是嘴里清甜的凉，是手里捏成团、掷向伙伴也不会疼的柔软。寒冷？那似乎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们的世界，被雪映得亮堂堂的，被笑声烘得暖洋洋的。

　　随着时间的更迭，我们离家求学，渐渐长大。后来呢？后来，聚德哥一家搬去了昆明，听说那里四季如春，从来不下雪。河滩渐渐荒芜，堆雪人的地方长满了衰草。我像所有被时间驱赶的人一样，埋头奔走在城市的楼宇之间，看雪成了车窗上瞬间被雨刮器抹去的障碍，成了朋友圈里一张张千篇一律的、加了滤镜的像片。雪，从一个可亲的玩伴，变成了需要防备的、带来麻烦的自然现象。它带来的不是欢愉，是拥堵的交通、湿滑的鞋袜和必须提前半小时准备才能出门的现实寒冷。

　　风又紧了，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暖色里拽回。我打了个寒颤，准备离开。可就在转身的刹那，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河滩一处背风的土坡——那里，竟然立着一个小小的、歪斜的雪人。

　　它那么小，那么简陋，大约是哪个匆匆路过的孩子随手堆的。身子不对称，五官是用小石子胡乱点的，没有围巾，没有帽子，在风中显得孤零零的。可是，就在它那用两根枯枝勉强充当的手臂上，却有被人仔细地、一层一层地缠绕上的金黄色草叶，像是穿了一件笨拙又认真的蓑衣。

　　我愣住了。风穿过枯草的缝隙，发出细微的、呜呜的声响，仿佛不是刮在脸上，而是吹进了心里某个尘封的角落。我忽然想起聚德哥的那句话：“它有我们呢。我们看着它，它就不冷。”

　　那一刻，我忽然听懂了风的声音。它千百年来吹拂着落雪，从未改变。改变的，是我倾听的耳朵。年少时，我用整个身心去听，听见的是雪落的静谧，是伙伴们的欢声笑语，是大自然在耳边的低吟浅唱。成年后，我用功利与焦虑的心去听，听见的便只有风的凛冽、雪的寒冷和现实生活的刀刀呼啸。

　　不是雪变了，是看雪的心，蒙了太厚的灰尘。我们与自然，从血脉相连的共舞，变成了冷漠的利用与防备。我们抱怨风冷雪寒，可谁曾想过，是我们先背过身，熄灭了心头那团能与冰雪对话的火？

　　我慢慢地蹲下身，学着记忆中聚德哥堆雪人的样子，捧起一抔干净的雪，轻轻地拍在那个小“蓑衣”雪人有些残缺的背上。雪，凉意沁人，可掌心里却慢慢聚起一丝奇异的温暖。我不再觉得风如刀割。尽管它依然是冷的，但这冷里，我似乎能分辨出天空的辽远、河水的律动，和一个孩童赋予这堆雪的纯洁以及对天真的呵护。

　　如果我也能给这风、这雪，一个同样天真而温暖的“注视”呢？

　　我缓缓地站起身，极目远眺。雪，还在不停地下；风，还在使劲地吹。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同了，那个系着花格子围巾的雪人，和眼前这个披着金色草衣的雪人，隔着漫长的时光隧道，在风雪中呢喃、低语，轻轻重合。

　　听风的雪，听的何尝不是风？是穿过风雪而来的，我们自己最初的心跳，是人与自然之间，那根从未真正断绝的、温暖脐带的脉动。当我们的心变得足够柔软，能再次为一个雪人系上围巾，风，便不再是刮脸的冷刃，而是天地之间，一首宏大壮丽而温暖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