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陈递进/文

　　八十年代前的农村，不仅物资匮乏生活贫穷，文化生活更是单调乏味。作为农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公社电影队每年都要轮流到各个大队（现在的行政村）放上几场坝坝电影。如果能让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脑海里留下印记和回味的，恐怕只有那为数不多，至今耐人寻味的坝坝电影了。

　　那个年代的农村，除了逢年过节的时候，群众自发组织的一些舞龙灯、耍狮子、扭秧歌、打钱棍等民间娱乐活动外，日常劳作之余，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唯一能让人们放松身心、感受文化气息的就是偶尔一次的坝坝电影。一旦听说哪天晚上要放电影，那绝对是一件轰动整个大队，甚至是影响周围几个大队的盛事。那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为了让广大群众都能看上电影，公社广播站一般都会在一两天前，用广播发出通知：某天某时在某大队放电影。那个时候，消息一传出即有亲朋好友，在校学生口口相传，要不了多久，整个大队甚至邻近几个大队已家喻户晓。我家住当时的周加公社(现周嘉镇)雨山村的垫普公路边，交通相对方便，信息也比较快捷，除街上公社和本大队放电影都知道外，邻近的大顺公社(现属普顺镇)，高石、土桥大队一旦有电影，我们也能知晓。喜出望外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每天都在掐着手指计算着看电影的日子。多少年来，看电影一直是青年男女恋爱互动的一种形式。一户人家的男孩已经说好了临近大队的一位姑娘，如果大队放电影的话，要第一时间通知女方的。如果女方能够受邀而来，这自然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如果女方在再三邀约下还不肯前来，那这桩婚事恐怕就难说了。

　　放坝坝电影场地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一般都会在一个大队中心位置的村校、收割点或大院坝。到了放电影的当天下午，大队就会派两个壮劳动力到公社把放映机挑回放映地点。各生产队所有干活的社员们便可提前收工回家，把家务早早安排妥当。太阳还没落坡，大家便相互招呼着左邻右舍，肩上扛上一条板凳，东一群西一群，前呼后涌地向放映点走去。老远就能看见，电影场地上已经聚起了不少男女老少，看电影坐的板凳已经摆满了小半个场地，没带凳子的也用砖头或石块，垒起一个个简易座位，占领着观影的有利位置。一早来到场地上的孩子们也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满场地乱跑。放映员正指挥着两个助手把白色幕布拉挂在用两根碗口粗细的竹竿搭起的架子上，接着把一只黑色的音箱通过滑轮拉至一根竹竿的中间位置固定下来，放映机摆放在场地中央一张四方桌上。设备架设完毕，放映员便从那写有电影片名的铁盒里取出电影胶片，放在机器上倒片，调试电影镜头，为放映做最后的准备。

　　当一束灯光像探照灯似地从镜头射向银幕的那一刻，热闹沸腾的场地立马安静了下来，数百双眼睛纷纷盯着银幕上映出的一切，有好奇的孩子边挥舞着自己的双手，边向上跳跃着，好让电影的光束把手投影到白白的银幕上，眼见那手影像兔子和犬头似的在银幕上移动跳跃，更是欣喜若狂地跳跃着呼喊着。

　　夜幕降临，场地上的观众早已坐得满满当当。一个个不时地扭过头来，看着放映员的一举一动，急切地盼着电影早点开演。可放映员却还是一副不快不急的模样，一边慢条斯理地做着放映前的准备，一边抽着烟与旁边的熟人有说有笑地调侃着。不一会儿捞起袖管看着手表，发现预定放映时间已到，便打开话筒，用嘴对着“呼呼”地先吹上两下试下声量，然后报出当晚放映的片名。那时，放映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上一两部加演片，其内容多为科教片、纪录片之类的。有时也放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农林牧付渔全面发展”之类的幻灯片，大家对加演片和幻灯片不太感兴趣，迫不及待的等着正片电影正式登场。那个时候放的电影大都是政治题材的故事片，有战争题材的，也有根据样板戏改编拍摄的。主要由八一、长春、北京、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以八一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居多。《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小花》……随着波澜起伏的剧情，人们看得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泪流满面，一会儿欢呼雀跃。小兵张嘎、潘冬子也成了那一代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和英雄。

　　如今，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城市里的电影院温馨豪华，新片大片应接不暇，农村送电影下乡的坝坝电影也同样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其内容也与城市院线基本同步。人们观看电影的环境和放映质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坝坝电影，但过去观看坝坝电影的浓浓氛围和热闹场景却荡然无存，只有偶尔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和睡梦中浮现。随着这些场景的浮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回味无穷，令人难以忘怀的童年……